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过两个人，你深爱的那个与深爱你的那个。何以太真，何苦太真，何必太真。杨玉环道号太真。《旧唐书·后妃传上·玄宗杨贵妃》：“时妃衣道士服，号曰‘太真’。”大美人杨贵妃穿道士服装，道教在唐朝的地位可见一斑。
道教自东汉创立后，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演变，至唐代进入了兴盛时期。唐初，道教被列为三教之首，社会地位显著提高，宫观遍布全国。
道教地位的提高，受益于李唐统治者的大力支持。唐朝统治者为何对道教的发展特别重视呢?
因为道教的斋醮法事可以为统治者祈福禳灾，祷告天下太平；道教的炼丹和养生方术，可以满足帝王贵族追求长生不死的愿望；道家清静寡欲，与世无争的思想，可以为某些官场失意的官僚文人提供精神安慰和寄托。除了上述原因，唐朝统治者特别是皇室对道教的尊崇和扶持，还有其特殊的政治需要，即利用道教为李氏皇族的统治制造合法根据。
皇帝对道教的热情
唐太宗李世民在道士王远知预告他将成为“太平天子”后，便投在道教门下。据说他还曾受过三洞法箓。他“发使天下，采诸奇药异石”，结果服用了一位名叫那罗迩娑婆的天竺方士所合的延年之药，中毒身亡。唐高宗对道教更是亦步亦趋，“令广征诸方道士，合炼黄白”，又请道士刘道合“合还丹”。据说一个叫叶法善的道士“少传符箓，尤能厌劾鬼神”，唐高宗就将他召到京师景龙观，“恩宠莫与为比”。唐睿宗则请太清观道士杨太希为自己烧香供养，祈神保祐。唐玄宗对道教的热情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，他把卢鸿一、王希夷、李含光、马承祯、张果等当时最著名的道士请到长安来，加官封号，百般宠信。他不仅自己煮炼丹药，登坛受箓，还要大臣百官统统去太清宫太微宫听讲老庄。他不仅把太上老君敬奉为祖宗，百般尊崇，把道士当作亲戚，划归宗正寺，有罪也不依常法处置，只由道教戒格处分甚至还要把玉真公主嫁给道士张果。
诗人们对道教的向往
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常叹息自己“在流俗而嗜烟霞，恨林泉不比德而稽阮不同时”，并说“吾之有生二十载矣，雅厌城阙，酷嗜江海，常学仙经，博涉道记”，因此时常游道观，交接道士。四杰中的另一位卢照邻，则“学道于东龙门精舍”，他反复煮炼丹砂，多次服食方药。就连文学史上的革新人物陈子昂，也是一位道教信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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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园诗人孟浩然在他的作品中也表达了这一思想，在《宿桐柏观》中表示“愿言解缨绂，从此去烦恼”，“纷吾远游意，学彼长生道”;在《游精思观题山房》中还自认为“渐通玄妙理，深得坐忘心”。
诗人李颀则与道士张果往来，真相信张果已凡千岁，并试着自己炼丹服食。在士大夫中受道教影响最深的要数李白了。他“五岁诵《六甲》”，“十五游神仙”，成年后与东岩子、元丹丘等道士为友。他们曾在著名道士胡紫阳那里听他“高谈混元”。后来李白果真登坛受箓，正式成为道教中人。
民间道教的盛行
唐代道教在民间的流传也是相当普及的。《太平广纪》卷303《纪闻》说，吴俗畏鬼，每个州县都有城隍，据《道门定制》卷2载，这个城隍本是管给死魂灵发“路引”的，但唐代有了水灾，有了虫灾也请城隍消灾解厄。据统计，盛唐时，道教有1687座宫观，并有数以万计的道士。他们的存在无疑影响着百姓对道教的信仰。道教中的鬼神崇拜、斋醮、祈禳之类与民间固有的迷信和巫术一拍即合。
《全唐文》里收录斋词26篇，醮词138篇，青词、叹道文、忏文也有数十篇。其名目小到修宅子、过生日，以及死了女儿，升了官职，大到祈雨有验、消灾免祸，都要修斋设醮。甚至有鹤鸣叫、有枯树复生，也要斋醮祈禳。
其次是炼丹术。唐代炼丹得到了长足的发展，炼丹之盛，是后世所无法比拟的。人们对炼丹的方法格外青睐，总想长生不死，身轻飞升，神仙羽化，想吃一丸九转还丹后，便一劳永逸，永远解决问题。因而，炼丹的人多得不计其数。唐高宗时，仅皇宫中炼丹的道士就有百余人。炼丹的书也层出不穷。《道藏》里收录了许多唐代炼丹的著作。
民间道教盛行的第三个表现是幻术风行。道士除作鬼弄神、步罡踏斗、念咒画符之外，还风行施幻术。被后世传说为张果老的道士张果，善于胎息，还能装死。“绝色如死，良久渐苏”，并能把喝下的酒从头顶上冒出来，冒出来的酒把冠冲掉在地，冠落地又变成一个杯子，刚好把酒接住;他还能把自己的牙齿打落后，抹上药又接上，反而变得更加粲然洁白。据《云笈七签》卷113记载，他在唐玄宗面前“累试仙术，不可穷纪”，因而逗得“明皇及嫔御皆惊笑”，以为他是一位活神仙，可见道教盛行于当时之社会。
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，以“道”为最高信仰。道教在唐朝得到了跃进式的发展，贯穿着整个李唐王朝的始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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